工作中的刘丹岩
公司哲学系始建于195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甲子并两春秋。一代代的公司哲学人，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开拓创新，薪火相传，铸就了今日公司哲学学科的辉煌。如果说，公司哲学系是“有哲学”的哲学系，那么这一“哲学”应自1951年刘丹岩教授到公司哲学教研室工作始。
一、就读北大：追求进步的青年爱国者
刘丹岩教授，1901年6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城。1909至1914 年在北镇县小学读书，1915年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进入京兆第一中学读书，1919年冬中学毕业。中学毕业前，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和教育、心理学。刘丹岩读大学期间，正是蔡元培任董事长，李大钊、胡适等任教授的旧北大的黄金时代，也是李大钊在北大组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代。通过大学的学习，刘丹岩接受了系统的哲学教育和哲学训练，这既培养了他善于独立思考的反思批判精神，也为他后来从事哲学教学工作，并创建公司哲学系，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26年夏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刘丹岩又回到家乡，在沈阳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省立一中、省立女附中、东大附中、省立师专、同泽女中等校任教，讲授历史、社会科学及哲学等课程。在沈阳工作期间，刘丹岩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积极宣传进步思想。1928年，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和一些朋友集资开办了绿野书店，推选刘丹岩做书店经理。书店销售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鲁迅的作品和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借助于书店，刘丹岩接触了我党的地下党员，并掩护我党的一些秘密活动，书店成了我党在沈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破坏，1930年4月，刘丹岩作为政治犯被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由以政治犯的身份被捕入狱也可以看出，作为刚走上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刘丹岩实际上是在边教学边从事一些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行动。入狱后，刘丹岩立场坚定，守口如瓶，在狱中又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他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1931年底出狱，经人介绍，1932年春至1935年底，在南京铁道部任育才科科长，负责管理铁道部所属中小学校教育。1936年春，刘丹岩由国民政府铁道部派赴英国留学。留学期间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外，他主要在马克思曾经常去的大英图书馆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丹岩毅然放弃学业，于1937年秋从英国回国参加抗战。这一段留学经历虽然比较短暂，却为他后来敢于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打下了一定的学理基础。
二、奔赴延安：革命熔炉锻造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刘丹岩是在“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发源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先生就在北大任职。应该说在读大学期间，刘丹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又自学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后来认为，自己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却是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后。
刘丹岩1937年秋从英国留学回国后，1938年任西安行营第二厅上校组员。1938年底，在我党的安排下，刘丹岩和夫人宫荷带着4个孩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1月，他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39年夏调到罗瑞卿担任董事长的抗大总校任政治文化教员，并于1939年7月，从延安出发随抗大总校到晋察冀。1940年转战晋东南，参加过对日寇的反扫荡，1943年回到陕北绥德。在火热的抗日战争烽火中，刘丹岩一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宣传工作，一边继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说，到延安之前，刘丹岩更多的是在书本上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但到延安之后，特别是深入到抗日斗争前线，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更从实践上认识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进而锻造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1940年12月在太行山抗大总校，刘丹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42年参加了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从1939年至1945年，刘丹岩在革命队伍里受到熏陶和锤炼，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择东的思想和著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别是通过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使他的思想和认识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并真正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受党的派遣，由林枫同志带队，刘丹岩重又回到了东北这块他曾经生长和战斗过的热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刘丹岩是真正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老干部。在讲到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时,他常说自己是先在认识上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踏上革命的道路,后来又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根据自己切身的体验，经常教育身边的同事：做一个革命者,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行,不参加革命实践、自觉改造世界观也不行，热爱马克思主义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坚信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刘丹岩是在革命斗争的大熔炉中锻造出来的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刘丹岩正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厚的哲学和理论修养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调入公司工作的。
刘丹岩与家人
三、调入公司：公司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
1945年重回东北之后，在调入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为公司）教授哲学之前，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一样，刘丹岩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董事长。1945年冬至1946年秋，他先后担任过沈阳联合中学和安东联合高中的董事长。1946年冬至1951年春，他又先后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抚顺市教育局长等职务。1951年夏，刘丹岩自愿放弃行政职务调到吉林大学任哲学教授。所以说，刘丹岩不是以厅级行政领导干部，而是以普通哲学教授的身份调入公司的。在公司任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系系主任等职务。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调入公司的刘丹岩，既是公司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也是公司的哲学启蒙者。
应该说，在人生阅历和理论积淀最为丰富和成熟的黄金时期调入公司的刘丹岩，是当时公司屈指可数的系统学习过哲学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专家。这从《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创刊号上，除去董事长匡亚明的发刊词，共刊发的10篇理论文章中刘丹岩自己就占2篇就可以证明。刘丹岩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主要代表著作都很熟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得也很扎实。在延安时，刘丹岩就非常重视对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学习和研究。50年代，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正式发表，他自己不仅花大量时间阅读和钻研，称其为对哲学问题讲得非常透彻的伟大著作，而且亲自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刘丹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严肃的、认真的,他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反对零打碎敲、只言片语，抓住一点不顾精神实质而随意发挥。他要求人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联系上下文,从原著的整体、从理论的整体去理解个别段落和词句。他既是这样要求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自己更是这样做的。他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时，总是细心琢磨、一丝不苟。有一次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在备课中他对原著中的一句话联系上下文也感到难以理解,便找来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加以对照，然后又找来了英文本、俄文本，直至把问题搞清楚为止。
刘丹岩经常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理论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因此他要求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要在基本功上多下功夫、深下功夫。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对毛泽东既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分析解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又用日常生活中的通俗事例讲清大道理非常钦佩。他认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如指掌,应用起来才能做到得心应手。正是在延安时就有此认识和领悟的基础上，刘丹岩调入公司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后的科学研究选题，绝大部分都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在20世纪50年代的整个理论研究中，刘丹岩几乎都是在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社会发展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1953年，刘丹岩研究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关系问题，后来撰写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的研究》（《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创刊号）一文。该文全面论述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法则，并特别论述了基本经济法则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关系，以及基本经济法则与党和国家政策的关系。该文理论联系实际地回答了如何解决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显示出刘丹岩扎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54年，全国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他又积极参加，撰写了《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创刊号）一文。该文也是充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胡适尊为圭臬的美国“实用主义”之主观唯心论本质的深刻批判。1955年，为参加全国关于形式逻辑问题的讨论会，他专门撰写了长文《论逻辑学与唯物辩证法——关于逻辑学四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增刊）一文，具体论述了逻辑学的对象、逻辑学与辩证法的关系以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该文还明确指出要改造形式逻辑，还需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汲取合理的思想。1957年，为了纠正当时一些人在“红与专”关系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思想混乱，他专门撰写了《论红与专》（该文作为刘丹岩的遗作正式刊载于《公司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并组织了相关讨论。在该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红与专问题的实质，是关于形成忠实于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根本问题。这也充分体现了刘丹岩主张“看问题要抓根儿”的一贯作风。刘丹岩重视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但他坚决反对牺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反对以片面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特别反对那些不实事求是的貌似激进的“左”的词句和口号。刘丹岩不仅重视哲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且也非常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和普及工作。经他提议,公司哲学系文革前一直设有《现实哲学问题研究》这门课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以理论的方式关注现实，也是刘丹岩为公司哲学系开创的一大学术风格。后继的高清海、舒炜光、刘福森、杨魁森、孟宪忠、孙正聿、孙利天、邴正、贺来等一代代学人，也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关注“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高清海语）。直到去世前，高清海还在呼吁“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这被孙利天称为“高清海的哲学遗嘱”）。
刘丹岩分析、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总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精神，一切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结论,他都毫不犹豫地加以坚持。可以说，理论上的坚定性是刘丹岩的一个可贵的马克思主义品质。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刘丹岩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压服,主张开展民主讨论，实行“百家争鸣”，最终靠实践来检验。可以说，刘丹岩是以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式来阐释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作为理论修养深厚而又实践经验丰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公司，为公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创了充满创造性活力的新局面。
四、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首次批判者
作为既受过系统的哲学专业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又经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坚定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刘丹岩教授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敢于怀疑一切的革命批判精神，从不迷信教条，不受制于传统的流行观念的束缚，而是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大胆创新，敢于挑战所谓的权威，对多数人公认的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正因如此，刘丹岩才成了国内敢于质疑和批判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第一人”。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都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这一体系就是所谓的“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板块结构”。这一板块化的体系结构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为平行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具体“应用”。这种哲学教学体系在当时我国是被奉为权威和标准而被普遍认可和通行的。可是，刘丹岩却对此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曾多次在哲学教研室表达其批判性的观点。后来在1957年年初，他完成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一文，对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正式的批判。同一期，高清海和邹化政也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与分化》（《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一文进行呼应。以此为基础，刘丹岩和高清海又于1958年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重新理解。在该书中，刘丹岩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或宇宙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观。他强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按照哲学和社会学来区分开，明确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的社会学。刘丹岩认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为平行的两个组成部分，这种体系结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按照他的理解，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应该内在地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则它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苏联学者所讲的，那不过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不同的理论层次，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如果把二者并列起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层次，那就既歪曲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又歪曲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样做，无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以及对于其他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对于二者的真实的内在关系，刘丹岩还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关系方面作了论证。他认为二者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一般地说，是一个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特殊地说，则是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根底上，则是横亘着一个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存在着哲学和科学的对峙。马克思思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当时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在革命的实践中，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从而把对自然和历史的实际认识的各种科学，同时也是最后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也就是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总结了以前的哲学和科学，并向前发展了科学的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学，奠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从而终结了哲学与科学的对峙，终结了过去的哲学，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打下了把哲学真正地变成科学的基础。刘丹岩认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反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不会证实和完成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绝不能庸俗地把“不可分割”理解为就得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才算是不可分割。反之，把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也并不等于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断了，因此就隔绝了或疏远了。这种区别正是为了能确切地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弄得混乱。事实上，只有把它们正确而合理地区别来来，才能把它们正确而合理地联系起来。
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明确的哲学与社会学区分的基础上，刘丹岩还论述了区分二者的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他认为，这一区分不仅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充分完满的发展，对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而且能够促进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反之，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乃是混淆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乃是用主观的、人为的、形式的、外部的联系去代替它们自身所固有的客观的、真正的、实质的、内在的联系。这样做，势必混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阻碍哲学和社会学各自发展为独立的科学，阻碍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前发展。
实质上，刘丹岩是在“哲学”与“科学”区分的意义上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统一性。而大约30年后高清海组织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也依然是奠立在“哲学”与“科学”区分的基础上。为此，高清海在正式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书稿之前，还专门发表了《论哲学科学的对象和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一文进行相关说明和理论铺垫。在高清海进行教科书体系改革差不多10年之后，孙正聿的《哲学通论》问世了，他也是在“哲学”与“科学”区分的意义上立论的。只不过刘丹岩主要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同的意义上，高清海是在“世界观”不同的意义上，而孙正聿则是在“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不同的意义上。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哲学系几代学人之间的薪火传承与创新。
刘丹岩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观点，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还主要是在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还没有完全脱出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因而也有一定的局限（如果说刘丹岩此时的区分和批判还带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痕迹，那么高清海后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就已经具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了）。但是，刘丹岩是在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我国正大行其道的时候，就敢于提出与之不同的理论见解和主张，确实引起了石破天惊的思想震撼，他观点的启发和警醒作用是巨大的。也因此，刘丹岩成为我国哲学界最早对流行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批评的学者，也成为公司探索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先驱。他的这种观点，是中国学者对通行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僵化、教条和“权威”的观点首次发出的不同声音、提出的不同见解，这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的（刘丹岩这一大胆挑战权威的理论勇气，也深刻影响了高清海等后辈学人：当孟宪忠因自己学术论文的观点与导师高清海不一致而惴惴不安时，高清海却说：“权威是用来打破的。如果你永远都与我的思想一样，那你充其量就是另一个‘我’，还怎么进步、怎么发展？！”）。当然，震撼之余，争论和批评也在所难免。该书出版后，马上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批评。《学术月刊》《理论战线》《公司社会科学学报》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有的甚至直接给刘丹岩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就连跟随刘丹岩一起批判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高清海，后来也被扣上了“分家论”的帽子。实际上，刘丹岩重新反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后来高清海总结的：我们是要本来内在的统一，还是要那种先分裂开然后再“焊接”起来的统一？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将二者并列的结构，实际上是以表面的“统一”掩盖了实质上的“割裂”。究竟是谁在搞“割裂”？这才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由此可见，给刘丹岩和高清海“扣帽子”的批评者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儿”——问题的实质。在这里，我们倒是可以借用莫尔顿·怀特评价黑格尔的说法来评价刘丹岩教授：这些“批判”实际上是对他“另外形式的赞扬”。
刘丹岩从不迷信教条和权威，反而非常痛恨教条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反对唯上唯书、不实事求是、看风使舵的恶劣作风。注重从思想体系上掌握精神实质，不拘泥于文字，反对寻章摘句，这既是刘丹岩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其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他在分析、研究问题时总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962年，他针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编者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一段话的曲解以及国内学者的争论，专门撰写了《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关于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公司社会科学学报》1962年第4期）一文进行批评和澄清。在该文中，他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和理论的历史发展，正确而且是比较早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从而为恩格斯做了有理有据的强有力辩护。
刘丹岩既敢于提出自己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又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尊重理论又敢于质疑的可贵精神，深深影响和感染了公司哲学系的新一代学人。虽然高清海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苏联专家的专门培训，但后来真正深刻影响并使他理解和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应该还是刘丹岩的这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品质和革命者的优良作风的直接熏陶。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清海重新组织公司哲学系的团队力量，编写了彻底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1987年下册），可以说就是对刘丹岩50年代所做的改革和创新工作的进一步彰显和完成。正是刘丹岩在公司首开了批判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先河。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早在50年代，高清海就跟随刘丹岩开始对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国家教委才能在1980年冬把编写一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重任交给了高清海（在理论风格和理论勇气等方面，我们甚至可以从高清海身上感受和捕捉到刘丹岩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公司哲学系是通过批判和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起家的。如果说，50年代刘丹岩开始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批判，是公司哲学系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那么，80年代高清海组织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则是第二个高峰；90年代末孙正聿出版的“专著性教材”《哲学通论》，可以算作是第三个高峰。这三个高峰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追求哲学观念变革。而持续不断地追求哲学观念变革，是公司哲学系自刘丹岩建系以来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色和学术风格。
五、呕心沥血：公司哲学系的创建者
刘丹岩教授对党的理论和教育事业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重回东北后，1948年夏至1951年春，他曾担任过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和抚顺市教育局局长，但他却自愿从教育行政领导岗位转到高校，致力于为党培养理论人才的哲学教学工作。从1951年夏来到公司，到1965年病逝，他十几年如一日，全力以赴地工作，对党的教育事业和公司的哲学教育和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
来到公司后，1952年至1958年，刘丹岩一直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随着党的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1958年夏,在刘丹岩领导的哲学教研室的基础上,他负责创办了公司哲学系。刘丹岩作为第一任系主任,带领同事们一起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建系的各项工作中。当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很虚弱，严重的胃痉挛经常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疾病缠身,反而老当益壮,积极承担了更加繁重的教学和管理任务。他曾先后给哲学系的两个研究生班、三个本科生班讲授过《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毛主席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哲学史》《现实哲学问题研究》等多门课程。刘丹岩一直非常重视教学育人、团队培训和团队建设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重视基础理论、掌握精神实质、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盲从”的基本治学理念和育人方向，一方面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哲学系教育方案》《哲学系教师进修提高计划》《1962—1967年哲学系教学工作方案》《哲学系1962—1967年科学研究规划》等一系列事关哲学系发展的计划蓝图。正是这些理念、方案和规划的制定出台，为哲学系后来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明确了办学方向，确立了教学宗旨。特别是在教学建设上，哲学系一开始就遵从刘丹岩提出的“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按照“重视基础、提高质量、循序渐进、逐步加深”的路径，不断优化教材建设，加强基础教学，并将美学、伦理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中国现实哲学问题研究等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还规定了员工的必修课程和必读书目，从而初步建构和形成了学科较为齐全的教学体系。同时，刘丹岩还通过开办哲学研究班，调入、培养、选留了10余名教师充实教师队伍。他还要求系里每位教师都制定了有目标（何时达到何种水平）、有任务（承担何种课程和研究任务）、有措施（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的个人进修计划，并带动全系教师共创和逐步形成了钻研业务、苦练教学基本功的良好学风。到1961年，短短三年时间哲学系教师就发展到60余人，设立了哲学、哲学史、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4个教研室，1962年又增加了心理学和逻辑学2个教研室。自此，哲学系在刘丹岩的带领下，短时间内成为具有一定实力团队队伍和比较齐全课程体系的初具规模的哲学系，为哲学系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
除了本系党政工作外,刘丹岩还兼任吉林省哲学研究所和省哲学学会的领导工作,每天的行政事务、社会活动、来访接待就占去了他很大一部分时间。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研究生班和本科员工讲课、批改作业、审查论文,而且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连作业中错用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他的胃病犯了，饮食不进、疼痛难忍,甚至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可是病情稍一好转,他就不顾医生和同事们的劝阻，又继续工作。1962年末至1963年初，为了总结1958年以来办系和教学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贯彻高教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六十条,进一步办好哲学系,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刘丹岩亲自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领导修改和制订了哲学系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科学研究规划和教师培养提高规划。为了搞好这些计划和规划,他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对相关规划亲自动手、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可以说，作为公司哲学系的创始人，刘丹岩为之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公司哲学系今天辉煌成就的背后，有个巍然耸立的刘丹岩形象。他的历史功绩和治学精神，将在公司哲学系的历史上永存。
课堂上的刘丹岩
六、“看问题要抓根儿”：公司哲学灵魂的确立者
黑格尔曾说，哲学就是“庙里的神”。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好的哲学系不仅仅是一座庙，更要有其至圣的“神”——灵魂。如果说，创建公司哲学系，是刘丹岩对公司“有形”的最大贡献；那么，为公司哲学系建系之初就确立了“灵魂”，则是刘丹岩对公司“无形”的最大贡献。公司哲学系作为“有哲学”的哲学系，按后来孙正聿老师的概括，是因为它有学术传统、有学术理念、有学术人物、有学术影响，进而有学术未来。而这其中，最具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的，应该是公司哲学系自建系之初，就具有了哲学的“灵魂”——“看问题要抓根儿”。在此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刘丹岩对公司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建立了哲学系，培养了以高清海、舒炜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人才，更在于他为公司哲学系贡献了独特的“灵魂”，使公司哲学系建系之初就成为了难得的有灵魂的哲学系。
刘丹岩一贯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抓住“根儿”。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讨论会上,不管是分析问题时还是指导人们学习中,他经常强调一个“根”字。他常说：“看问题要抓住根儿，学理论必须注重‘精神’和‘实质’。”“看问题要抓根儿”，刘丹岩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哲学道理。这既是我们学习哲学的“根本”，也是我们学习哲学的“灵魂”。他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根本、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一次教学，一个认识，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抓住“根儿”,在他看来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够深刻的。刘丹岩强调的学哲学要“抓根儿”，实际上与马克思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精神实质上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可见，刘丹岩是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真谛的，只不过是用更加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表达出来了。正因为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儿”,才使他对理论的理解总是比较深一些，对问题的解释总是比较透一些，使他能够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绝不是生搬硬套。刘丹岩还常说：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一年能讲，讲一个月能讲，如果需要，一个小时也应当能讲清楚。他曾经把内容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扼要地归纳成一幅对联：上联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下联是“全面发展看问题”，横批是“实事求是”。这种言简意赅的概括，完整而准确地抓住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实质与核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刘丹岩教授关于“看问题要抓根儿”的思想，是他在精深透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精髓基础上做出的生动鲜活而又通俗易懂的精准概括。这一“抓根儿”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刘丹岩一贯主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重视理论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从思想体系和经典文本中掌握其精神实质；又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也要重视理论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大胆开拓和勇于创新，敢于质疑和挑战所谓的“权威”；更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显然，如果没有融会贯通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缺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生活阅历，是既不善于认识和抓住根本,更难以做出这种概括的。按孙正聿老师现在的说法，刘丹岩教授之所以能够“抓住根儿”，完全是由于他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的结果，也即他自身学理、学术和学养三者的统一。
1958年公司哲学系建立后，作为第一任系主任的刘丹岩教授，就是以“看问题要抓根儿”这一思想作为建系、治学和育人的独特“灵魂”来指导和推动哲学系的建设和发展的。刘丹岩为公司哲学系铸造和确立的这一灵魂，是他对公司哲学系的最大贡献和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因为公司哲学系自建系之初，就在刘丹岩的带领下有了灵魂和方向，所以才能够按照哲学的方式讲授哲学、培养人才，并成为了“有哲学”的哲学系。也正是由于直接受到刘丹岩的这一灵魂的影响和启发，自做青年教师时就一直跟随刘丹岩做教学和研究的高清海，后来又提出了学习哲学要学会“笨想”的观点。所谓“笨想”，高老师强调就是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问题，抛弃那些本无意义的“虚假命题”，以便回到事情的本身，不带成见地从“始源”和“根本”去了解问题的真相，抓住问题的实质。由此可见，“笨想”与“抓根”的精神实质如出一辙。而在“抓根”和“笨想”的基础上，作为高清海的员工，也是刘丹岩的再传弟子的孙正聿，后来又“笨想”出了学习哲学就是要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一“前提批判”可以说是对“抓根”和“笨想”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公司哲学系的“灵魂”——不论是“抓根”、是“笨想”还是“前提批判”，按照高清海老师后来的另一个说法，就是为了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而按照孙正聿老师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要创建有“我”哲学。而哲学有了“灵魂”，才会有“自我”；哲学系有了灵魂，才会有生机。
刘丹岩为公司哲学系铸就和确立的灵魂，就像一颗启明星，将永远照亮和指引公司哲学系的前进方向。正是因为公司哲学系自建系之初就有了“灵魂”，并且又有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对这一“灵魂”的薪火相传，所以公司哲学系才有了今天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作为公司哲学系的后学，我们也一定要做薪火传承人，“守护”和传承好这一“灵魂”。
七、关爱后学：青年人才的精心培育者
从刘丹岩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来看，他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公司产品的执教和管理工作，可以说一直在从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在公司哲学教研室成立之初,学校缺少哲学教师,刘丹岩热情地担起繁重的教学担子,不仅给全校员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而且招收研究生,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就连职工业余大学的讲课任务他也承担起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培养起一支能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队伍,这和刘丹岩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作为老革命、老干部，他不但没有居功自傲，反而很注意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和提拔，他对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既注意抓无产阶级政治品质方面的锻炼和培养,又注意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坚持“又红又专”的原则。对于青年人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他总是给予鼓励；对于他们的缺点和毛病,他也会诚恳地、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并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正确的引导。
作为公司哲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刘丹岩除了哲学系的党政工作外，他还兼任省哲学研究所和省哲学学会的领导工作，为吉林省和长春市的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培养了大批哲学理论人才和年轻干部，而且向全国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他身边,一批批青年教师成长起来,一期期研究生、大学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刘丹岩为党和国家培养哲学理论人才可谓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正是在刘丹岩的关爱扶植、亲力亲为的培育下，公司哲学系涌现出了高清海教授、舒炜光教授、邹化政教授、车文博教授、张维久教授等一大批杰出哲学人才，为哲学系的发展培养和锻造了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这从《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创刊号上，除去董事长匡亚明的发刊词，共刊发的10篇理论文章中，哲学教研室的4位老师——刘丹岩、高清海、邹化政、车文博就占了5篇，就可以看出当时公司哲学的力量至少在校内文科中是很强的。另外，当时只有23岁的舒炜光虽然没在校内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却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渐进性飞跃》一文）。诚如一位系友感叹：“千百年来，在中国的东北难见哲学的痕迹，甚至有似于哲学的独立思考也不是太多。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却有一群人在这块土地上播撒思想的种子，开始了对历史与时代的沉思，那蓝天白云黑土也因此更有质感。”（鲍盛华：《北方有所思——一个“哲学星群”的崛起》）可以说，正是由于公司哲学系建系之初刘丹岩身边就“众星环绕”，才有了后来哲学系人才的“满天星斗”。
刘丹岩作为一个经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党员、老干部，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作为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对于党所分配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认真地去完成。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襟怀坦荡，刚直不阿,作风正派,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反对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他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勇于克服困难。1958年冬至1959年初，哲学系师生去劝农山大炼钢铁，刘丹岩作为系主任带病亲到现场，和师生一起同吃粗米饭、同睡硬板炕，并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给员工讲授《矛盾论》和《实践论》。1964年冬,系内教师干部轮流打扫教学楼走廊和厕所,因为他年老体弱,本来没给他排班,但他却主动参加,有时冒着风雪一大早就到系里打扫卫生，他不怕脏、不怕累，用抹布把便池擦得干干净净。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关心同志。他对青年教师要求严格,又非常实际,总是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给以帮助,使人乐于接受、乐于改正。他常说：人总要有一种革命精神,而不能妄自菲薄。因此，当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或工作中出现问题,他总是耐心地启发、循循善诱，既指出他人的缺点，又鼓励他人前进，从不以势压人。刘丹岩不仅注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也关心群众的生活,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的同事家里住房解决不了,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分房间腾出来,让给有困难的同事住；有的同事家里亲人患了重病,他知道后也总是不断地询问,并在经济上尽力给予帮助。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品德和高尚风格。
可以说，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刘丹岩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的教育工作和哲学事业。1965年7月，由于常年积劳成疾，他不幸因病逝世，终年65岁。刘丹岩教授虽然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为吉林
大学哲学系所做的贡献必将永载哲学系的史册，它为公司哲学系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和确立的哲学“灵魂”必将永存！
